地处湘贵边界的凤凰县是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老少边穷山区县。从凤凰古城出发向南行驶34里，坐落着一座依山而建、绕水而居的小村庄。当地村民为感恩先人群策群力治好小溪，实现旱涝保收、粮食增产的梦想，便将水与田连在一起，取名为“水田”

　　水田村目前居住着334户1300多人，全村70%以上姓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家族式古村落。刘姓家族早在明代初期就来此定居，繁衍至今已有640多年。数百年来，水田村历经土家族、汉族、苗族长期杂居融合，形成了完整丰厚的文化体系，其中“崇文重教、治家育人”始终是其发展史上的核心文化。

　　据乾隆年间编纂的《刘氏族谱》记载：“我始宗祖刘逢时，字秀二，于先明洪武末，永乐初年间，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县滩头，因‘承顶军户’来到湖南辰州府五寨司(今凤凰)城南，土名水打田。在水田军营中当一名领班多年，退役后，不返原籍，定居水打田，置业里居，娶妻生子”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刘逢时首倡“欲治家，先育人；欲育人，先兴教”的族规家训，采取“以耕养读、边耕边读”的方式，在水田这个穷乡僻壤兴起“私学”。为更好践行诗书传家的理念，他不远千里赶赴江西老家、黔阳和麻阳等地，搬回孔孟、朱熹等大量儒家经典，同时兼任主持先生，积极向儿孙灌输正宗儒学。

　　在始祖刘逢时带动倡导之下，水田人“崇文重教、治家育人”的家风迅速传播开来。刘逢时第七代后裔孙刘鼎为改变“氏族耕读传家”的封闭老路，于天启元年(1621年)邀约乡邻好友田儒禄、安怀东，自筹资金远赴北京，向皇上请旨筹建学校。诏旨下达后，他又主动到官府汇报衔接，最终实现了开办地方官学的夙愿。从此，乡邻各姓氏子孙有了弘扬先贤文化、施展文才抱负负的固定场所。

　　“其为子孙计者，无不详且备矣，世以耕读传家，自明代天启年间建学以来，刘氏之身游泮，名登仕版者，俱济济多士矣。”这是后辈对刘鼎首创地方官学义举给予的高度赞誉。建校办学以来，依靠良好教育，水田文风兴盛，人才辈出，呈现出一派崇智尚学的繁荣景象。据地放《人口普查薄》记载，这个只有“七十二户烟火三百三十六口人”的小小村庄，先后走出了刘廷学、刘鼎、刘元魁等62位文武秀才，此等教育奇迹，实属全国罕见。乾隆皇帝听闻后，于乾隆七年(1742年)诏赐“木天起秀”匾额，意为地方教育有木天之重(“木天”引申为翰林院)，后起之秀层出不穷。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水田人崇尚读书的家风古训一直不曾消逝。这里不仅培养出大批拔尖人才，也让乡土文化得以开启昌盛、绵延盛绵延至今。雍正初年，刘天技、刘天祚兄弟满怀信心参加科考，结果却名落孙山，于是决定回祖籍江西求学，以图再登皇榜。在祖居地观赏“采茶戏”后深受感动，希望移植到水田，为此便放弃重走仕途之路的念头咱赣返湘后将“采茶戏”的“茶”字，与西汉“燃灯祀太乙”(正月十五燃灯祭祀道教太乙神)中的“灯”字相联，创立新戏曲“茶灯”。如今，流传三百年的茶灯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打田乡也因茶灯获得了“艺术文化之乡”的美誉。茶灯融音乐、表演、击打于一身，剧目大多以耕读传家、明理知耻为主题，讽刺不良风气，提倡传统美德。由于地方特色浓郁，方言淳朴自然，寓意生动形象，茶灯一直传唱不衰，深受喜爱。1956年，广州军区空军文工团三位艺术家，跋山涉水，不辞辛劳，亲赴水田村观看茶灯艺人表演。返回广州不久，他们将20余万字的唱曲详细记录下来，并于1957年搬上银幕，在中南海与国家领导人和广大观众见面。

　　盛世修志，族兴修祠；撰史明源，谱存族旺。生于雍正年间的刘元魁，为人谦和，办事公正，秉义疏才，是凤凰厅有名乡绅。为了刘氏族人兴旺发达、文脉相承，他热心奔走，多方筹资，于乾隆三年(1738年)修建刘氏宗祠。祠堂建好后，担任首届族长，一生致力维护宗族团结和睦、族人积德行善。与此同时，他不忘先祖遗德，历经数十年考证查找，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撰编刊写凤凰厅首部《刘氏族谱》。建祠修谱之后，刘氏族人逐渐由“外来户”发展成为房舍众多、人文鼎盛的大家旺族。水田村从此成为凤凰乃至整个湘西地区刘姓最大的聚居地。如今，由此迁徙而出的刘氏后裔达3万余人，遍布湖南、贵州、重庆三个省市的19个县市。

　　正是在这样良好村落文化地熏陶之下，清朝以来，水田村文臣武将多如星辰，耀如星汉。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十五闹元宵，19岁的刘士奇参与跳茶灯，由于饥饿难忍，独自偷吃祭祀祖先的供品，被同宗长辈当众责骂。为此，他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身着戏装扭头就走。其时，正值镇竿镇招兵，他闻讯便前往投军谋食，入伍后在长沙稍事训练，被调赴江浙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因敢于拼命，屡立战功，他的职位得到迅速升迁。同治三年(1864年)，刘士奇率部攻陷金陵(南京)根本、物产丰富的苏南最后一个重镇常州。捷报传至北京，同治皇帝不禁大喜过望，颁旨大赏三军，刘士奇被赏赐皇马褂，补授贵州古州镇总兵。同治六年(1867年)，刘士奇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养病。期间，倍感家乡教育落后，人才凋零。次年，他以提督衔赴贵州古州镇任总兵，与原部伍将领商议后，决定将朝廷积年欠发军饷四十二万余两全部报捐给朝廷，其中以银三万两加扩凤凰厅文武学定额各三名。此举促进了凤凰教育发展，为培养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众所周知的民国第一任总理、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熊希龄便是首批受益者。同治十年(1871年)，李鸿章起用刘士奇统兵主战，重招淮军旧部，分兵三路一举攻下贵定、都匀等地。至此，贵州境内苗民起义一律肃清，同治皇帝龙颜大悦，赐刘士奇头品顶戴，再赐勇号“额腾伊巴图鲁”。同年，诏赐“金星起秀”匾额，称赞其“武官办文官事”。刘士奇由此成为了当时凤凰厅品衔最高、影响最大的官员。

　　然而，在耀眼光环、荣誉等身的背后，刘氏家族却付出了沉重代价。参与剿灭太平军、追剿捻军、安抚苗民的数次战役中，除其兄刘士恒、弟刘士珂之外，还有同宗兄弟、叔侄辈等战死者数十人。这批水田人以尽忠报国、崇文尚教为己任，不怨出生卑微、家境贫寒，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的壮举，功成名就之后回馈乡里的情怀，永远值得后辈追慕敬仰。除了这些保境安民、为国平乱的铁血卫士之外，水田村还涌现出清皇宫侍卫刘长舒、清军府侍卫刘观音、为民请命勇告御状的刘大鸿、抗法英雄刘祖成光绪年间同进士刘祖宏、阳戏开创者刘天秩、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刘祖春等大批名人英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先人家风永不磨灭。自古以来，祠堂就是一个家族祭祀、议事的重要场所，也是教学、明理的首选之地。始建于乾隆三年(1738年)的刘氏宗祠，经贵州提督刘士奇于同治七年(1868年)捐银重建、刘宗坤等人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集资整修之后，更加雕刻精致，气势恢宏。据《刘氏宗祠碑亭记》记载：“宗祠依山傍水，雄峙壮伟，两幢毗连，匝地百丈，聚天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华，福泽四邻，佑护一方，族中志士仁人层出不穷，文才武将名扬四海。吾宗之精神，合族之信仰，尽聚祠中，谓之吾族脊梁，实不为过也。”然而，这座选址讲究、占地一亩的祠堂，在学子倍增、课读无所的现实面前，刘氏族人秉承祖训，追慕先贤，于2000年决定去祠扩校，无偿捐献!当代水田人用新的形式将兴学助教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正是这种重教的习俗，使得这方水土文脉深厚绵延不断。据统计，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水田村考取各类大中院校多达100余人，平均每三户就有一位高中以上学子。

　　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自刘逢时迁徙至此制定“欲治家，先育人；欲育人，先兴教”的家规以来，“崇文重教、治家育人”的风气一直没润着这片土地，滋润着一代代水田人。近年来，刘树佑、刘益富、刘益林、刘发智、刘海峰、刘家胜、刘征兵等来自不同地域的十余人，心怀明祖源、理世系、弘家风、育后人的使命感，走村串户，整理资料，历时三年，数易其稿，重新编纂了贯通古今的《刘氏族谱》。该族谱包括姓氏渊源、家族演变、繁衍播迁、家族文化、历代名人等主要篇章，兼及君望堂号、逸闻趣事、族规家训、新旧字辈、正本清源等相关内容，用40多万字的篇幅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凤凰刘氏家族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

　　村边的小溪千年不绝地流淌着，屋前的田地依旧透着无言的静美。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生活多么困苦，在“记住乡愁”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水田村“崇文重教、治家育人”的根基文化必将成为一种世代遵循的准则，“木天起秀”“金星起秀”的荣耀终将变为一道永不消逝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