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批曾经被保靖“革命的老妈妈”罗文敏营救转移过的地下党员在长沙的合影。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杨昌休（易扬）、田成上（田季文）、唐知白（唐振宗）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我的舅舅唐知白，又名唐振宗，1918年生于凤凰县镇筸城老菜街。

我外公唐曼云曾留学日本，回凤凰后兴办教育。舅舅受外公影响，从小就天资聪颖，喜爱读书。1934年1月，以唐俊之名考取长沙大麓中学，1935年转入广西桂林中学就读，1936年又返回长沙广雅中学高中部就读。因为是跳级越读，遂改名为唐知白。中学时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隐蔽战线坚持抗日宣传，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抗战提供了舆论支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2月，发生了“一二九”北平学生抗日请愿运动，舅舅无论是在广西桂林中学还是在长沙广雅中学上学，都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加入爱国抗日团体，和同学们冒着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的危险，走上街头通过演讲、罢课、抵制日货等方式，举行抗日集会及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从而唤起许多民众要求抗日的觉醒。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舅舅与学校的进步学生组成广雅歌咏队，深入长沙街头和附近的乡村，排节目、唱抗日救亡歌曲、写标语、办黑板报，号召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力支持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战火一天天烧近湖南，长沙作为省城首当其冲，连遭日机轰炸，民众惶惶不可终日，课桌仿佛都在燃烧。在此情况下，舅舅只好于1938年1月，辍学回到了湘西。

我家住在乾城的南墙湾，就是现在的乾州古城。我母亲与舅舅的姐弟关系非常深厚，舅舅每逢从长沙、沅陵回来路过乾城，都要到我家休息几天。这次从长沙回来后也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

由于经常来乾城走亲戚，舅舅与乾城的一些进步青年都有联系。当时的湘西地处偏远，信息闭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没有兴起。听母亲说，舅舅从长沙一到家，就有青年男女来找他，多数是乾城里中小学校的青年老师，他们时常神神秘秘地聚集在一起探讨时局，并就如何把湘西的抗日宣传开展起来相互交换意见。

我母亲是个曾上过私塾能读书写字的女性，看到舅舅他们聚在一起讨论时，也模模糊糊地听得似懂非懂，忍不住就插嘴：“你们在讲些什么啊？”这些青年们就哈哈大笑道：“哎呀，不讲了，大姐都快要听懂了!”

临危受命挑重担

1938年秋冬时节，湘西绥靖公署抗敌流动话剧队负责人，中共湘西工委麻阳、凤凰、乾城三县联络员李谊之，受命来到乾城开展抗日宣传和党组织发展等工作。通过进步人士的介绍，舅舅认识了李谊之，并受他的影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要求进步。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同年12月，由李谊之作为入党介绍人，舅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节期间，舅舅由乾城回到凤凰，以社训队事务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这年3月，李谊之带领话剧队到凤凰开展抗日宣传演出时，召集舅舅和从长沙省立一师回到凤凰的满元瀛，传达湘西工委的指示，将中共凤凰县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凤凰县委员会，满元瀛任县委书记，舅舅为县委委员。后来，舅舅和另一名党员田成上又介绍进步青年杨昌休加入了党组织，使凤凰的党组织进一步壮大了队伍。

同年5月，湘西工委发现满元瀛加入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便将其除名。时任湘西工委青年部长的白云华为此专程来到凤凰，宣布湘西工委改组凤凰县委的决定：由唐知白任县委书记，田成上、杨昌休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这一改组，纯洁了党的组织。

肩负重任的舅舅，此时才年芳21岁，加入党组织不到一年时间。

激发民众抗日热情

自从加入党组织后，舅舅与同志们发动放假的学生及教师，城镇青年、家庭少女等100多人，分别成立“青年战时服务团”、“晨呼队”、“话剧宣传队”，利用演出、演讲、游行、标语、漫画、读书会和教唱歌曲等形式，走街串巷宣传全面抗战的方针政策。1939年5月30日，舅舅和杨昌休等人发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大游行，学校师生、民训队员、社会知识青年、群众团体成员、工商业者共千余人参加。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震动山城，进一步激发了民众支持抗日救国的热情。

舅舅还与进步青年肖纪美共同创办了《红五月》专刊和《大众呼声》月刊,刊登反映抗战的消息和文章，在群众中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舅舅和同志们在教师、学生、店员、手工业者、农民，以至名门闺秀中发展了戴宗萍、谭西等20多名党员。还从外地转来黄键、熊漠远、金汉虚等多名党员，使党员队伍迅速壮大。这些党员分布在沱江镇、长宜哨、黄罗寨、廖家桥、阿拉营等地。还成立了妇女、小学教师、农村3个党支部，使凤凰的革命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被国民党当局称为“东方的小莫斯科”，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

1939年8月，湘西工委书记梁春阳来到凤凰指导工作，发现县委领导人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为了安全起见，当即决定舅舅和田成上、杨昌休等人撤离凤凰城隐蔽。舅舅改任中共凤凰县委委员，化名唐怀秀，与其他几名党员转移到阿拉营县立五小教书。

在阿拉营期间，由于没有接到省委停止一切活动的指示，他们办起图书馆、悬挂列宁像、组织师生看进步书籍，并在墟场举办抗日国画展，继续开展党的抗战政策宣传，在群众中引起不小的轰动。

身份暴露转移异地

1940年正月的一天，舅舅突然来到我家，问我母亲要借博士帽、长衫子、文明棍和墨镜，说有急用。母亲赶忙找我爷爷要了这几件东西送给了舅舅，舅舅拿到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我家。他走后没几天，我外婆着急忙慌地从凤凰来到乾城我家，一进门就焦急地问母亲:“看到吉生没有（舅舅的小名）? 见到后赶快叫他躲到外面去，国民党要抓他。”

原来，由于叛徒张宏勋的出卖，舅舅和戴宗萍等7名地下党员的身份被彻底暴露，国民党军警就到外婆家里追查舅舅的下落，但最终扑了个空。外婆急得要死，于是赶到乾州找人。到这时我母亲才恍然大悟，怪不得舅舅要借那几件东西，原来是化装用的。得知舅舅安全转移人没事后，外婆这才放心地回到凤凰。

在当时，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露出了反共的狰狞面目，接连制造反共摩擦，暗地里对共产党员进行随意抓捕、关押和杀害。中国共产党在湘西与陈渠珍建立的统战关系被彻底破坏。在此情况下，舅舅和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只好再次转移。他利用从我家借来的几件东西化装成商人，一路上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捕盘查，成功地转移到了保靖县立模范小学，继续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隐蔽斗争。期间，得到了保靖“革命的老妈妈”罗文敏的无私帮助，每一次都躲过了国民党特务的搜捕。

到了1942年，国民党反共形势越加严峻。为了人身安全，舅舅又奉中共湘西工委的指示，从湘西先后转移到湖南邵阳、广西桂林、柳州，以及江西，分别供职于文化供应社、桂林女子师范学校、《东南工业》杂志社、香山慈幼院，并创办了广西丹州小学。而他每到一地，都要在隐蔽的条件下开展抗日宣传。

解放前夕，舅舅辗转来到湖南省新化县立同大中学任教，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唐知白外甥女刘凤玲 口述  杨树人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