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黄永玉的故事

　　黄永玉极其爱狗，1979年热天他在我乡下老屋小住时，家里有一只黑狗。他问我狗叫什么名字，我说按苗族习惯叫“亮”，“亮”!这名字叫得好，黄永玉很欣赏苗族的叫法。有回他掰开狗嘴，发现亮的大牙全没了，问我原因，我讲它打架把牙打掉了。黄永玉大笑，抚着狗头说：“你伙家，简直是拼命三郎了”。之后，每回同他讲到在都良田苗寨作画的事，都会讲到亮，讲到苗族与狗的故事。黄永玉讲这些故事很夺翠，你把它写出来啰。我答应了，就是一直没时间。

　　1996年我供职县委办，当主任。有位北京来的作家朋友对我的职权茫然无知，我答曰：“如大内总管”。他懂了，说那是个不好对付的差事。确实，别的不说，陪吃陪喝就够你受了。有位州官在吃饭时要我帮写篇文章，我答应了，也是没时间写。

　　1998年秋我辞职赋闲了，决定写一篇文章，兑现两个承诺。《亮的故事》寄到北京，黄永玉看过并让那几个文人朋友传阅；我得到的报酬只是一个字：好!文章托朋友送给州官，他升官了，我丢官了，我的文章自然没用了。这种冷遇使我想到一段话：“当你寂寞和孤独的时候，它是你最好的朋友，你越是了解人生，就越是爱你的朋友—狗”。巴黎狗墓里的这几句碑文，写得实在是好啊!

　　苗族人给狗一个既亲昵又动听的名 字：亮!他们养的都是土著狗，个头精悍， 耳聪目明嗅觉好，且善奔合群，效忠主人。苗人多半将房子竖在山坡上，把那些 平坦的冲垅都开垦成稻田，于是成年累月肩挑背负上上下下，磨炼得脚杆子硬扎，腰板子强壮。老人讲还有个好处就是寨子干净，垅田肥沃，一场大雨下来，污泥浊水朝下流，肥水不浓他人田。这种科学配置自然资源的格局必定使寨子底脚的大道旁有一家小店，卖点日用杂货，给路人方便，也给寨人方便。小店是人们自然聚会的地方，女人买点油盐针线，男人扯一碗酒，然后倚着柜台讲一阵白话，太阳一下子也就西斜了许多。这种地方被称为“店子坳”。

　　店子坳自然也成了狗们聚会的地方。傍晚时分，狗晓得接下来主人缩在屋里不出去了，便独行一阵，抱着下班后的轻松，同伙计们尽情打闹。这时，无论赶山狗、守门狗、大狗小狗、公狗母狗，都以一种戏谑的分寸扑咬，绝不下牙啃对方。要不然，那凶狠的赶山狗一天不晓得要咬出几个残疾来。

　　“亮滚(即黄狗)——快回来，吃饭了!”薄暮中不知哪家的饭熟了，主妇的喊声在山谷中回荡。被呼唤的狗若是被手按着，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下，那必然用一种请求暂停的眼神示意，随后翻身跃上被苗人脚板磨得溜光的青石路，撒脚朝屋里跑。另一位知道这是不能拖后腿的，只得另寻一个对手，或者也慢慢地朝自己屋里走去，免得主妇劳神打喊。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冷雨扑面的秋夜，我到店子坳的代销点打煤油，耐碰到一位将近四十岁的苗族壮汉在买糖点。从他与俏掌柜的攀谈中得知，那人是十里外岩鹰寨的，五天前带狗去吉信赶场，途中将狗丢失。他认为能记千里路的狗回家了谁知竟是失踪，于是心神不宁。今天下午，一位赶场归家的寨人告诉他，说是看见那条狗在店子坳他才立马下来找那擅离职守的狗。那狗下榻上寨石家受到石老头一视同仁的招待一住便是五天。狗的主人除了衷心感谢之外，高低要补点饭米钱，石老头横竖不肯收，还讲狗肯到我家是我的福气。那汉子也觉得送钱不妥，才改为买糖点致谢。

　　主人的到来，使那狗从情欲的诱惑中觉醒，如今依偎着主人蹲坐着，白色的箭毛上还挂着秋雨作成的水珠。它似乎因自己的顽皮而内疚，又似乎因回到主人身边而欣慰，一动不动地鼓着必然看人低的狗眼。向表示关切的俏掌柜道过谢，那汉子披起湿漉漉的塑料布，挟着糖点，便同狗子融入那令我难以忘怀的雨夜。

　　狗的故事总会让我感动，小时听伯父讲，我们这一姓的某代祖公，于清明时节巡视田垅，因多喝了几杯酒，加上太阳黄黄的催人入眠，便倒在半山的草地里憨睡。那时正值放山火烧田坎，理水沟的时候，不知那家点的火没管住，燎成野火，正朝着祖公睡的草地伸延。这下把跟着来的亮急坏了，狂吠，拖拉，都没能把已入佳境的主人吵醒。此时蚂蚁尚未出穴骚扰梦中人，朗日下，初春的野梦必定是深沉的。亮看着没办法，就窜到峡谷中的水田里滚一身泥水，跑上来在主人的四周打滚，把那些干枯的茅草压倒打湿。它跑了一趟又一趟，滚了一片又一片，终于在野火拢来之前，完成一道防火线。火势过后，亮因为心力衰竭倒毙在主人身边。

　　在苗族的心目中，狗简直就是他们的守护神。文化革命闹得窝火掀天的时代，我有幸蹲在腊尔文山指导贫下中农修筑一座小水库。我那住户养有三女一男，老头原先好好的，不知怎么竟一病不起。他大女婿是苗医，守在家里治疗，熬草药给老头喝，煎草药替他热敷穴位，十天下来，反而一天沉似一天。师傅请来了，这位贵州的老苗医，看了症状，问了疗程，又按着老头的八字掐指一算，说是不碍事，过几天会好。老头那副将赴黄泉路的样子，让我十分讨厌那虚夸的师傅。三天过后，那位高手也借故溜了，一家人只好哭丧着脸给老头排上黄泉路的事。当我正在思索如如何回避灵堂的麻烦时，革命让生产停顿，单位通知我回城去了。

　　翻过年，那寨上的一位苗人下城，我问起老头的后事，那人说老头后来好了，原因是他碰到了嫁小女时失踪的狗。记得我初到时他家有只黄黑相间的大狗，每天跟着老头上山打望。老头是贫农，当守山员，做松活工夫记头等工分。后来那狗到哪里去了我没留意，可是老头的精神却崩溃了，他将狗的失踪作为不祥之兆，尽往坏处想，酿成了那贵州苗医讲的“阴病”。那时苗人还“苗”得很，所以一直把老头封闭在家里整治，搭帮那主妇最后还是依了小儿子老师的劝告，将老头往区医院送，才有了起死回生的结局。

　　腊尔山犹如千里苗疆的脊背，这里夏天不必用电扇，冬天莫说冷死人，冻死牛倒是常事。就在那种寒冬腊月气息奄奄的老头被四条快腿汉子，用老山竹绑成的担架抬到区医院的屋檐下。这里只有两百来户苗人，医院也只有几间木头房，病人不多，肯呆在这里的医生更少，但医院还是医院，办手续是必不可少的。二十里山路的颠簸，小半天寒风的吹刮，老头似乎经络活泛，头脑清醒了。他说有点饿，想吃面条；隔壁就是饭店，大女儿立马端来两角钱一碗的头等面。吃了几口面条，喝了点热汤，那昏花的目光逐渐清晰起来，老头朦朦胧胧看见一只黄黑相间的狗正对着自己摇尾巴。哎!那不就是在嫁小女时失掉的亮吗?老头伸出枯瘦的手，那狗立即用温湿的舌头轻轻地舔着；抚摸着冰湿的狗头，老头把面吃了一半，剩下的叫女儿倒在地下让狗吃。老头发话说，赶紧回家，不必在这里呆了。一行人又匆匆往回赶，那狗时前时后地跟着跑，老头觉得生活又重新完整，那片阴霾因狗的归家而消散了。

　　苗人讲任何人都会几起几落才得终了一生，我那技术员还没当满三年，就被作为知青下放农村了。因回到老家务农，才有了这些亮的故事。接着讲老延卡和他的狗。

　　老延卡”大名欧福元卡，是他的苗姓，延是苗人误读的元。他是下中农，铁杆依靠对象“三部分人”的最后那部分。老延卡似乎不堪依靠，他太古板。土改时，面对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他老婆来者不拒，老延卡都坚持不要胜利果实。他继续经营自己的几丘薄田，一片山林，分得的良田与山林通归老婆。由于观点分歧，他俩分了家，三间瓦屋各人一间半，拿了胜利果实的老婆自然要拿婚姻果实，因土改按人头分东西两个女儿肯定得随妈。老延卡先在家里闹起了单干，后来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甚么集体化运动都集不了这位顽固分子。接着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吃出个三年苦日子，那时单干户老延卡依旧自给自足。老婆饿得不行了，他不予救助，倒是时常接济两个女儿。

　　我上山下乡时老延卡的女儿们已出嫁，他老婆健在，爱说“打发刘少奇下放食堂，我捡了条命”。殊途同归，他俩都成了生产队的五包户，养着生产队的牛，因执意单干的老延卡没让老婆生出儿子，那牛得别人去役使。有回我赶着老延卡的牛去犁田，快下到店子坳时，那牛止步不前，我立即用竹条子抽了它几下，那牛弹弹后腿，仍旧不走。“打牛也没用，是老延卡的狗挡了路”。挑着柴火被阻在下头的汉子对我说。我放下犁耙插到前头一看，只见一条老眼昏花、步履蹒跚的白毛狗，正靠着嗅觉在石板路上一步一步往下挪。它大概打算到店子坳的狗阵里去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再嗅一嗅年轻的气息，充实一下自己的生命。

　　至今，那条狗仍是我所见到的最老态龙钟的角色，它后来也没挡过我们几回路，就蜷伏在老延卡竖在半坡的屋里下不来了。过了不久，那狗连饭也吃不了几口，眼睛被眼屎粘的睁不开；老延卡见它遭孽，就把它收拾了。这狗是十几年前从十五里外的朋友家抱来的，在接受馈赠时老延卡表态说：“等到敲这狗时我分你一腿肉。”

　　那天老延卡背着一腿狗肉去兑现诺言，我刚好在路边犁田。仲春时节，金色的阳光，绿色的山农野蓝天下粉白淡红的野花香得使人不想做工。我接十分羡慕老延卡的自由自在，望着他的身影遐想了一阵。其实呢，十几年的风雨早就让人忘却老延卡的承诺，那天朋友见他背一腿狗肉进屋，还莫名其妙呢!那狗实在太老了，他们不知朝火塘加了多 少柴，坐了大半夜，还是没把狗肉炖烂。朋友讲你不如把狗埋了还省事些，老延卡说那我如何收场?为人要讲话算话哟。

　　老延卡不能没有狗，于是又到场上买了一只淡黄色的公狗。这狗特别不讲交情，除了给主人暖脚、守夜、作伴之外，不对任何人表示好感，总是用那种愤世嫉俗的目光盯着你，它也不界入狗阵的嬉戏，是一条闹单干的狗。闹单干的老延卡受寨人尊敬，而这闹单干的狗却令人讨厌，甚至害怕，它时常要呲牙咧嘴地唬人或威胁同类。那年初春，老延卡一病不起，撂下这条狗去了。回来送终的女儿对我们说：“难为你们送他，老头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只有这条狗，你们把它打了，办完事大家吃一餐。”于是我们便面临一道难题，谁来收拾这条凶狠的狗?大家都争着去抬丧，没人愿去对付狗。那狗一动不动地蜷伏在棺材旁边，听着我们如何落实行刑者。“算了，我来打狗，再嚷下去狗跑就没搞头了。” 一位姓龙的高瘦个子说。这人少时曾到州府的民族中学读过几年书，也算得上寨子里的智多星。等我们从山上回来，狗肉已下锅，我们意想中的风险似乎等于零。“我拣了个松活工夫，那狗蜷伏在地上让你打，一槌就了事”。那人给我们一个意外的答案。原来，自打主人躺上灵床后，对那狗来讲，它认定的气味消失了，再没有那熟悉的身影可跟，也再没有那熟悉的声音招呼自己吃食，它也就痛不欲生，蜷伏在灵床边不吃也不动。为了主人，那狗已作了任人宰割的准备。智多星摸准情况，捡了回便宜。我呢，记住了这个故事，让它一直酸楚着空泛的心田。

　　就在我成为头等好劳力的时候，曾经人嚣犬吠的老屋，只余伯娘一人留守了；老屋本来就茕茕孑立，再廖落清寂，便让人感到残破不全。我问为何不养只狗，伯娘说她是另类人物，人家不准她养狗。伯娘出身抠攒银钱买田土的地主家庭，我们老屋因三房人不分家而显富也是地主，但伯娘嫁过来后一直负责煮饭喂猪算劳动分子，就因那个改不了的节俭错误让她成为畸形时代的假想敌。她没在解放前就把陪嫁钱挥霍掉，而是一直让它留着增值，放贷收息使她有了帽子。为这政治身份她一年之中要做许多没有工分的工夫。多劳动无所谓，让我不愉快的是不准养狗。后来想想这条条政策也有道理，那狗是毫无阶级观念的东西只晓得一味子效忠主人，若是坏人都养起狗，那好人又怎对其进行监督呢?那“专政”不又成了空话?那年月就是不近人情的事，我们都得理解。

　　到了算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阳光开始朝我身上落点余辉，我荣幸地当上了拖拉机手，每天风雨无阻地驾着蚱蚂似的手扶拖拉机，在崎岖的山路上跑个六七十公里，尽管又脏又累，但比起原始劳作，也算是一种进步。想到伯娘年纪大了，自己又早出晚归有许多时候还必须歇在外头，我就打算买条狗在老屋叫一叫。山江场上，一位苗妇卖一窝狗崽，有黄有白有黑。我伸手下去捡验货色，那满身黑毛的小家伙怪我搅了它的好梦，张口就咬。好家伙，老子就买你!我把它关在拖拉机的工具箱里，一溜烟跑完三十里路，那清寂的老屋又有了亮的叫声。那时粮食紧张，寨上的狗除了几只赶山的，多半得吃米汤杂粮。只有亮沾了我的光，吃得油光水辣，那一身皮毛就好象一匹黑缎子。亮有半大的时候，就界入店子坳的狗阵嬉戏，见习各种撕扑、扯、咬技术，等到完全长到位时，身强力壮也具备了竞争领袖的资格。亮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次为了获得交配权，拼着命硬是把狗阵的霸主咬趴下。那天它披着一身泥尘，拖着疲软的尾巴跑回家，眨巴着失神的眼睛，蜷在门边安静了好几天。树大招风，寨子里一位好事者从别处引来一只赶山狗，蓄意要组织一场可免费围观的斗狗，被撩拨上场的对手就是亮。当然，结局是亮夹着尾巴跑回家。我是事后才耳闻亮的参赛情况的，只记得有次它被咬伤好几处，因这是狗的寻常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之后我发觉亮就就不再参与实质性的竞争，象一位被腌割了的太监，温和多了，原因是它的大牙已钳到那只赶山狗的骨缝里去了。

　　不久我又进步了，成了公社的农机管理员，摆弄有方向盘的大拖拉机。每次路过寨子，多半都看见亮在店子坳徘徊，我只要喊一声“亮”，那家伙就必定撵着拖拉机跑好远一段路。若碰到我在店子坳上车，亮总是要窜上去与我同行，有时要变着脸骂它才肯下去。亮认为我在拖拉机里，到后头见拖拉机就撵，寨子里的朋友对我说，哪天亮总要被拖拉机压死的。

　　九九归一，亮还没被拖拉机碾死，我就招工回城了；刚回城还不适应，老想回去看看。有次搭拖拉机回去，在店子坳没碰到亮，到老屋也不见它的踪影。还没有发问，伯娘就报告：“你走了没多久，亮就不肯跟我守屋了，到寨子里东游西荡，夜里多半蜷在老伯娘家，有时在店子坳看到它，无论你怎么喊都不肯跟我回来，只是望着你撂尾巴。”

　　族中老伯娘，一位大度爽快的苗妇，一辈子贫穷，也一辈子过得舒坦，尽管上了年纪，讲话仍象放鞭炮。她一见我的面就说：“你伯娘攒积惯了，天天喂亮吃红薯和米汤，那狗被你惯坏了，哪吃那些东西?饿不起了，就跑到寨子里乱窜，碰到人家吃饭，人家总要分它一点，大家晓得这狗是你的。我送的次数多，孙女又肯同它玩，亮就蜷在我这里了。”亮被小侄女叫回来了，一阵泣诉般地嗷叫，几番相拥相亲，我这一身与城里人为伍的干净衣服，也就同亮的暗淡失色，满是尘土的皮毛差不多了。

　　为了不让亮受苦，我带它坐拖拉机进了城，寄养在白羊岭黄永玉的老屋，既能发挥它的作用，也免得我为它操心。亮很懂事，当我走出那雅致的庭院同它“拜拜”时，只是站在大门口摇摇尾巴，并撵着走。它晓得自己的位置。

　　没多久，亮不但恢复了昔日的光彩，而且风华更茂了。一条粗壮乌黑的大狗，点缀在这满是绿树、红花、芳草的“古椿书屋”中，也增添了一层诗情画意。可好景不长，县里贴出打狗布告禁止养狗，尽管也有持异议者，但政令如山，看来亮在城里呆不住了。它漂亮得惹眼，肥壮得诱人。“一黄二黑三花四白”，亮是二等狗中的佼佼者，自然是打狗队登记在册的整治对象。顺应形势，我只好又搭拖拉机把亮送回老屋。我对伯娘讲，要喂亮米饭吃，钱有我送，她老人家应承得很好。当我搭拖拉机返城时，亮追赶的里程创最高记录。

　　不切实际的打狗布告很快就成过眼烟云，新的养狗高峰来临小城。那时我还没有倾注爱心的对象，老想着亮在乡下过得如何，于是又找机会转到老屋。伯娘仍旧没有改善亮的待遇，她一如既往地攒积，亮还是选择流浪。我再次带亮坐拖拉机进城，并祈祷它能一直留在城里。

　　回到古椿书屋，亮很快又恢复了油光水辣的光辉形象，当它再次熟识了主人、客人、鼠洞、老鼠活动路线、院外各种喧哗声等诸般情况之后，又逐渐开始了涉外活动。第一步是识别巷子里那几条狗的气息，随后跟着那些老哥们到大街上闲逛。这小小山城的所谓大街，其实就是穿城而过的国道公路，过往车辆尽管不象今天这么络绎不绝，但往来的拖拉机、汽车总是会有的。亮总认为我会坐在那些庞然大物里面，于是故伎重演，不是撵拖拉机就是围着汽车嗷叫。总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亮闹的次数多了，终于出了乱子，被一辆大巴辗死在大街上，于是也就永远留在城里了。

　　各种亮的故事，带着苗乡山寨的雨雾，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那亮的身影，贮于黄永玉的画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