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应该从一个遥远闭塞的山谷边壤说起。

　　位于凤凰、麻阳两县交界的水打田乡，自古以来文风兴盛，人才辈出。乾隆时期村里仅二十余户，却涌现十多位秀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能出这么多的才子实属罕见。乾隆皇帝听闻后，特诏赐“木天起秀”大理石匾一块，镶嵌于进寨子的岩大门上。

　　在这样一个耕读传家、讲究功名的地方，刘士奇却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最终成长为淮军将领、位列疆臣，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一切事情都从道光十五年(1835年)五月的某一天开始，刘大椿的妻子田氏生下一个男婴。刘大椿按照“朝天长元大，士可祖宗益”字辈，先定中字为“士”，再取名为“奇”，期望儿子“特殊而不平常”。后来的历史证明，刘士奇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其人其事与其名恰好相符。

　　咸丰元年(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发动“恭祝万寿”起义，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随后，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强烈地动摇了清朝统治，同时也使僻处一隅的镇筸镇(凤凰县沱江镇)和一批筸军将士名扬天下。

　　历史充满遗憾，也充满了机遇。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闹元宵，十九岁的刘士奇参与跳茶灯，由于饥饿难忍，独自偷吃祭祀供品，被同宗长辈当众责骂。年少气盛的他羞愧难当，一气之下身着戏装扭头就走。当时正逢镇竿镇招兵征剿太平军，便前往投军谋食，期望能够吃几天饱饭，喝几顿好酒。凭着跳茶灯练出的好身板，刘士奇被优先招募为绿营兵，经简单训练后，即被调往长沙。

　　咸丰五年至九年(1855年—1859年)，刘士奇脱离湘军主力部队(主力集结在安庆及其周围)，被调征到江苏、浙江一带，随队攻克镇江、扬州、仪征，以战功升蓝翎千总(从五品)。接着因收复瓜洲、江浦、来安，被擢升为守备(正五品)。咸丰十年(1860年)初，率部解围镇江，迁升靖州协都司(正四品)；之后又凭战功晋升游击(从三品)。在这六年时间里，刘士奇敢于拼命，军功突出，品衔接连升了五级。

　　咸丰十年(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忠王李秀成乘胜东征，攻克丹阳，占领苏州。为扩充驻防兵力，刘士奇被调往上海。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天，江苏巡抚薛焕派副将滕嗣林(麻阳人)回湖南招募士兵一万两千人。首批抵达上海的七百人，除麻阳人外，以凤凰水打田人居多，刘士珂、刘士恒、刘可辉、刘可玉等一批刘氏族人被扩招进来。这七百人的“林字营”由刘士奇统领，按照营制改为“奇字营”。

　　同治元年(1862年)淮军抵达上海，李鸿章接任江苏巡抚，“奇字营”被编入淮军。随后，刘士奇按照“兵为将选，兵为将有”的招募制度，趁机将同乡、亲人、朋友等关系铁的人纳入进来，使“奇字营”迅速壮大为三千五百人的部队，一跃成为淮军劲旅和骨干。

　　梳理史料发现，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刘士奇先后打了近百仗，攻克青浦、松江、昆山、太仓、三江口、四江口、正义镇、昆山新县城、吴江震泽、苏州、平望镇、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嘉兴、扬舍、周庄、常州等城池五十余座，为大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除被赏加“奋勇巴图鲁”、封爵“云骑尉”外，个人品级也从从三品变为从一品，两年内居然升了四级，升迁之快令人咋舌。

　　与大多从穷乡僻壤走出的筸军(主要由凤凰县人组成的军队)将领相比，刘士奇是与众不同的，不仅因为他有功于兴教办学，而且是近代战争实践的高级指挥官。在驻防上海期间，中国官绅出钱雇佣西方军人组建“洋枪队”，配合淮军作战，其武器是先进的洋枪洋炮。李鸿章看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不惜重金采购先进武器。作为淮军先锋主要将领的刘士奇，率先成为使用西方先进武器作战的指挥官，其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自然是其他各部筸军将领不可企及的。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在湘军、淮军、楚军(由左宗棠统帅)的三面夹攻之下，终于走到了尽头。清王朝渡过一次严重的危机，其功劳最大者，除曾国藩外，乃曾国荃、李鸿章和左宗棠三方面军将领。淮军将领刘士奇同样居功至伟，也被加官进爵，一同赢得了“中兴名臣”的美誉。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平定了，但是大清王朝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捻军趁清政府无暇顾忌，迅速壮大，并与太平军余部结合在一起，自北进击到河南、江苏、山东一带，直接威胁直隶(天津)、京畿(北京及其附近地区)。

　　这一次保卫大清江山的主角淮军当仁不让。刘士奇先后坐镇清江、旧州和徐州，具体落实“布置河防”措施。准备再建非常之功的刘士奇，却因伤病中途回乡。

　　同治六年(1867年)8月，刘士奇回到阔别十三年的故乡。期间，他倍感家乡教育落后，人才凋零，常常为此顿足叹息，忧心忡忡。次年，为改变子孙后代命运，刘士奇与原部伍将领商议，决定把积年欠发的四十二万五千二百七十七两军饷全部报捐给朝廷，其中以银三万两(相当于现在600万元)加扩凤凰厅文武学定额各三名。

　　事实证明，刘士奇此举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凤凰教育发展，而且为培养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熊希龄、刘士椿、姚崇炳等人就成为首批受益者。除此之外，他捐银一万两整修刘氏祠堂，再捐银一万两用于发展地方戏曲茶灯和阳戏，同时还参与架桥铺路、续修《凤凰厅志》……刘士奇疏财重义、广做善事的壮举，不仅是重乡情、不忘本的直接体现，也是其一生当中最光彩的地方。

　　同治七年(1868年)底，刘士奇病愈，以提督衔赴贵州古州镇任总兵。次年，奉命署贵州提督。当时，贵州苗民多处起义，朝廷屡次派兵征剿，均以失败告终。于是刘士奇重招淮军旧部，分兵三路一举攻下贵定、都匀等处。在剿灭苗民起义的数次战争中，乌鸦坡之役因伤亡人多、残酷惨烈，成为贵州历史上农民起义最大的一次战役。此役苗民义军阵亡一万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清军阵亡六千余人，折将六名。刘士奇的哥哥刘士恒也战死于乌鸦坡。此情此景勾起了刘士奇对亲朋好友的追忆，尤其是想起因跟随自己而马革裹尸的堂弟刘士珂以及死去的几十个宗室族人，不禁心如刀绞，泪如雨飞……

　　厌倦军旅生涯的刘士奇强忍悲痛，改变一贯滥杀、屠戮、清洗等暴虐手段，采取抚安、拉拢、分化等怀柔政策，将矛盾冲突逐一化解，使贵州境内迅速恢复了稳定、祥和的局面。同治皇帝闻讯大喜，赐刘士奇头品顶戴，由“奋勇巴图鲁”改为“额腾伊巴图鲁”(武将立了大功，往往由汉字赐号改为满语赐号)，又诏赐匾额“金星起秀”，称赞其“武官办文官事”。同时，颁旨以提督衔调赴苗民最集中的镇远镇任总兵。

　　光绪三年(1877年)，刘士奇丁忧回籍(母亲过世回籍守孝三年)。乡情浓、情义重的刘士奇，借丁忧之机为曾祖母赵氏、祖父刘元冕、父亲刘大椿等人修墓立碑，又将自己的坟墓选在风水宝地对门山。墓葬一律以大青石为料，不仅有御赐铭文、神道碑、功德碑，还有石栏石柱、石桌石凳，上面镌刻盘龙飞凤、花鸟虫鱼、神话典故和人物动物。光绪六年(1880年)，按照清代“重臣任用要进京接受召见”的规定，守制期满的刘士奇，离开凤凰老家。不久调赴四川建昌镇任总兵，随后赴成都任四川提督一职长达十四年。

　　光绪二十年(1894年)，刘士奇遭病魔缠身，数疾并发，病逝于成都，享年五十九岁。刘士奇走了，带着累累伤痕，带着深情眷念，也带走了生前的艰辛与付出、光辉与荣耀。他凭着吃得苦、霸得蛮、舍得命的战斗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纵横湘、赣、鄂、闽、浙、苏、沪、皖、豫、黔、川等十一省市，拯危难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打出了凤凰人的骄傲、凤凰人的血性和凤凰人的铁骨，赢得了“中兴名臣”“为国平乱的铁血卫士”“武官办文官事”的美誉。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对门山上的残垣断壁间，依稀可见往日的兴盛。墓地后的苍翠竹林，一茬接一茬地生长，微风吹过，摇曳生姿，仿佛向世人娓娓诉说着墓地主人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帮助着晚生后辈缅怀过往、启迪未来。